《中访网》专访中国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所长梁波

　　梁波，系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所长、神州中泰助孕咨询集团公司董事长。2005年接触到助孕行业的梁波，感受到太多不孕不育人群的沮丧无助，他下定决心以助孕为终身事业，只为帮助不孕不育人群完成求子心愿。近日，梁波担任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所长，更是表示将大量研究助孕现象，给有需求之人带来福音，推动助孕行业规范化发展。就助孕行业相关话题，中访网对梁波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提问：助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它与道德法律的争论由来已久，那么请问如今国内外助孕现状是怎样的?

　　梁波先生答：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是合法的，也没有明文规定是违法，他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但是在2003年计生委有一个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胚胎。禁止任何医院做辅助生殖医疗手术。那么这是一个卫生部的行规，也没有处罚条例。又在2015.10.27，全国人大把禁止助孕删除，当时是卫计委要提上去要立法禁止助孕。那么多名委员建议助孕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考虑到中国有四千万不孕不育家庭，有一千万失独家庭，还有一些遗传性基因的夫妻，比如乙肝、艾滋带病毒的夫妻，这些只能靠这种方式来完成他们健康的宝宝。考虑了多名委员建议助孕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所以当时在立法上也没有通过，目前我们国家助孕虽然处于既不合法又不违法，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这样的产业链是相当庞大。那么在百度上一搜，各式各类的助孕公司很多，考虑这种情况，就是国家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去约束他们。所以三百多家可能做事的只有那么几家，不做事的人，甚至直接是骗的人有很多，所以目前我们国家的助孕现状和环境非常值得担忧和值得政府关注，关注这些不孕不育的弱势群体。

　　记者提问：梁所长您好，我想请问您是在什么样机缘下接触到助孕这个行业，并且把它当做终身的事业来做的呢?

　　梁波先生答：本身是川北医学院出来的，93年获得中医资格证书，当时我跟你们一样，在重庆小报做小记者，由于记者当时比医生还赚钱一点，但是在当记者的时候，有个人拿我的资质开了诊所，后来他又开了一个医院，我进入医院跟他做了合伙人。通过在医院接触了很多不孕不育的家庭，那种沮丧，中医无法解决，从西医也无法解决，有很多到北京上海治疗的，回来还是没有解决。

　　那么，其中我有一个病人，就是现在重庆某房地产的董事长，他的夫人也处于这种情况，为求子奔波了八年之久。那么，他问我哪里可以生孩子，不怕花多少钱，来完成他的心愿。当时我作为一个医生，就为他在圈里打听，她这种情况，子宫内膜薄，环境又不好，子宫内膜移位，根本就不能怀孕。有一个医生就在qq群里说这种情况只有助孕。我听到这个词，当时就很陌生，什么叫助孕呢?当时他说这种事情要到曼谷去，很多，就是找人帮你怀孕。当时我的心情，疑问就跟现在老百姓一样，找别人助孕是不是他的基因，是不是他的儿子啊。

　　我就到泰国某生殖中心去咨询，他就说这个是试管助孕，通过试管把夫妻的精卵培养成胚胎，再移植到另外一个女性的子宫里怀孕，这叫助孕。我问基因呢?基因也是他的，也可以做DNA的。我就回来很高兴的告诉这个人，他一下就满口答应，明天你就带着我们去曼谷，当时就去了曼谷，去了那个生殖中心去检查。对方医生就给他安排了周期，什么时候打促排针。到九个月以后，他有了孩子，他姨爹说我要请你吃满月酒，我当时去了，他当着一百桌人的面，他夫妻抱着孩子，跪在那里，递了10万块钱，2005年10万块钱什么概念，就是一个感激。这个故事就促使了我要做这个事情，我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好，要为更多的，这样痛苦的家庭服好务。

　　记者问：据了解的话，在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成立了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您作为所长能否说一下研究所未来会在哪些方面着手研究，推动行业的发展呢?

　　梁波先生答：好，这个问题这位同志你问的相当好，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成立助孕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首先考虑到我当所长，因为我是在国外成立的助孕公司，综合国外的助孕公司，国外对助孕公司的政策合法化，和哪些不合法，要集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内，信息收集，调研形成数据，建立巨大的数据库，成为有关部门立法和执法的基础，这是研究所第一步要做的。第二步要做的是，我们国家存在一些小机构，要建议职能部门打击打着助孕为幌子，行骗，拿钱不做事。甚至更大的像之前广州生双胞胎，中介不管，客户不要，代妈妈出不了院。我想的不是那一点点问题，想的可能是会出现弃婴这样的后果。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成立助孕研究所就是要组织一些社会学者，高学历者，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官方网站来投稿，建议。这样我们就收集有利于人民的建议，有利于顺应改革开放潮流的内容，我们就写成计策报告，报送有关部门，作为立法的依据，管理的依据，打击的凭证。

　　记者提问：那么请问一下你们会采取哪些技术手段和措施来保证助孕的成功概率呢?

　　梁波先生答：助孕成功率分三步曲，一步没走好，就面临失败。第一步就包括，卵子的调理，我们有些客人说，我的卵子很好，我们不要说好，我们要把它做的更好。种子好了，我们不怕后面不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医院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取卵、培养胚胎和移植，这就是技术。第三部就是移植后的保胎措施，简单来说，给你打个比方。我们农村现在插秧很简单，我们秧苗一定要培养好，秧苗好，那个田我们也要耕好，浇好水，施好肥，再插秧，插上过后，不可能不管了。有的人插秧它会跑起来，有的人插秧，他就会插一根活一根，这就是我讲的医院的技术和设备。那么后面的保胎措施就是说，那秧苗插下去了，要不要施肥，要不要浇水，这就是护理，这三步曲做好了，它的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记者问：梁所长，那么以您的经验，目前有需求的群体该如何选择正规的机构呢?

　　梁波先生答：正规的助孕机构，从网上一搜，我们国家有300多家，但是实际上做事的肯定只有几家，要跟这些机构聊天，对话中了解他们的技术水平，是不是做这行。第二有些东西是可以根据自己计算，来看他可不可能帮你做成功，所以认真做事的，像我们包成功的话，基本上是在70万，那么有的人50万在做，他就减少了一些步骤，就是说他的胚胎出来的时候，要做23对半，基因筛查，包括洗精这些问题，他没有做，没有花钱，几万块钱去做，他是小机构，就多赚，那么收钱收多的，认真做事的，每一步都去做，要花十几万，他其实还比那50几万都还赚的少，因为我经常跟我的客人，也就是你们所说的有需求的群体，这是一个良心道德工程，我们马虎一时，孩子会痛苦一生，所以这个问题是不能马虎的。也不能偷工减料，这些人群我想劝告一句，讲价要适当了，你讲的便宜，可能你抱回去的孩子，在2、3岁不会说话，就我上午讲的，存在2、3岁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你怎么办呢?所以有需求的群体还是要找诚信的公司，大的医疗机构。所以不要看嘴巴说的甜，什么都可以帮，最后出了问题。像广州一样，最后中介他一走了之，所以这问题具体一点，今后我们要做一些调研，再向政府汇报。

　　记者问：梁所长，据说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女大学生靠卖卵子去买苹果手机，您对于国内国外卖卵子或者是精子的人群，有什么看法?

　　梁波先生答：首先对于卖卵子和精子去买个苹果手机，是不提倡的。另外一个大学生多次捐卵对今后生育也有危害，那么在国外捐卵是合法的，自愿捐赠一次，捐给有需求的，献爱心是可以的。那么在中国捐卵子也是合法的，卖卵子就违法，所以我们很多生殖中心，像北京三院，上海，包括成都华西，他们都有精子库和卵子库，你义务捐卵，是她某一个人的卵子多，医生评估她可能只用得上2个或者4个，6个，把另外多余的卵子捐给有需求的，这是允许的。那么针对大学生卖卵子买手机，作为我来讲，作为行业人士来讲，是不提倡的。

　　记者提问：日前，人民日报刊文讨论助孕可否适当放开，作为行业内人士，你有什么看法?目前助孕市场又存在哪些有争议的现象呢?

　　梁波先生答：这个问题是在国内饱受争议，就是很多人同意，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各有各的观点，比如，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代妈跟孩子的关系也没明确，像之前凤凰网有个独访，这个孩子到底是卵子精子的孩子，还是代妈的孩子，也就是说两人都可以去认。代妈在香港卫视说的，就好像以前我们的奶妈一样，你可以去认她一个奶妈，在助孕方面她又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你可以不去认他。所以在我们国家，法律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也饱受争议。但是助孕是否放开，如果放开一定要有约束。要有管制，放而不紧就是放而则乱。你放出去，就要能收回来，那么就是有条不紊的放。你一放全部都放乱了，那市场也乱了，所以我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我也是做这个行业，我希望得到规范的放开。政策上哪些人适合助孕，哪些人不适合助孕，我们要建立一个大数据库。

　　记者问：从禁止助孕到规范助孕我们还存在着立法的缺位，您对规范助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梁波先生答：这个说建议，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据，我们今后会根据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写出有决策力的报告。但是助孕在我们中国，一个人口大国来说，需求量是很大的。现在的不孕不育的人群已经超过了15%，失独家庭每年在递增，从2013年开始就超过一千万，每天在递增，到现在又是多少呢?有些失独家庭，失独对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打击，她想找回她的孩子，她40多岁了，卵泡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呢?只有通过助孕这个方式，这个技术能完成她的心愿。我们是中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国家要给予这些痛苦的弱势群体，一些帮助，所以这个助孕慢慢走向合法化，也是政府在考虑，或者数据收集当中，这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些数据用来立法，管理以至于约束，这些助孕机构，都是一个必须的手段。

　　记者小结：非常感谢梁所长接受中访网的采访，我们也期望您的建议能够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为助孕行业今后的规范运作提供参考。非常感谢梁所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