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助人完成求子心愿 推动助孕行业规范发展 各大媒体相继报道

——专访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所长梁波先生

（中访网全媒体记者 张璐）梁波，系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所长、神州中泰助孕咨询集团公司董事长。2005年接触到助孕行业的梁波，感受到太多不孕不育人群的沮丧无助，他下定决心以助孕为终身事业，只为帮助不孕不育人群完成求子心愿。近日，梁波担任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所长，更是表示将大量研究助孕现象，给有需求之人带来福音，推动助孕行业规范化发展。就助孕行业相关话题，中访网对梁波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梁所长您好！长期以来，助孕都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它关系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争论由来已久。那么请问，如今国内外的助孕现状是什么样呢？

梁波：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助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目前助孕在我国处于一个灰色地带。2001年，计生委出台一项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精子、胚胎。禁止任何医院做助孕辅助生殖手术。这是卫生部门的一个行规，也没有处罚条例。然而，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修正案草案时，“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条款最终被删除。

当时是卫计委提出要立法禁止助孕，但考虑到中国有4000多万不孕不育家庭，有1000多万失独家庭，还有一些有遗传性疾病基因（如乙肝、艾滋）的夫妻，这些都只能靠助孕来得到健康宝宝，多名委员建议，助孕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所以当时在立法上也没有通过。

目前，助孕在我国虽然处于既不合法也不违法的灰色地带，但是这个事实却是存在的，而且助孕产业链相当庞大。在百度上搜索“助孕”，各式各类的助孕公司出现很多，国家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去约束他们，300多家助孕公司中，真正做事的只有那么几家，不做事的人，甚至是直接骗人的人有很多，所以目前我们国家的助孕现状和环境非常令人担忧，值得政府关注重视，关注这些不孕不育的弱势群体。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接触到助孕这个行业，并且把它当作终身事业来做的呢？

梁波：我本身是川北医学院出来的，1993年获得中医资格证书。当时我跟你们一样，在重庆小报里面做记者，记者当时比医生更赚钱。但在我做记者的时候，有个人拿我的资质开了个诊所，后来他又开了家医院，我进入医院成为了合伙人。

我通过医院接触了很多不孕不育的家庭，那种沮丧，中医无法解决，西医也无法解决，有很多到北京上海治疗的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其中，我有一个病人，是现在重庆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夫人也处于这种情况，为求子奔波了8年之久，他问我哪里可以生孩子，不怕花钱，他要完成这个心愿。当时，我作为一个医生，就为他在医生圈里打听。
他的夫人子宫内膜薄、环境又不好，又是子宫内膜移位，根本就不能怀孕。有一个医生就在QQ群里说，这种情况只有助孕。我听到这个词，当时都很陌生，什么叫助孕呢？医生说这事要到曼谷去，曼谷有很多，去了解了就知道是找人帮你怀孕。

当时，我内心的疑问跟现在的老百姓一样。找别人助孕，最后是不是他的基因，是不是他的儿子啊？我就到泰国某生殖中心咨询，中心说这个是试管助孕，通过试管把他们夫妻的精、卵培养成胚胎，再移植到另外一个女性的子宫里怀孕，这叫助孕。我问，那基因呢？中心说基因是他的，这个可以做DNA鉴定。
我很高兴地回来告诉我的病人后，他当即就满口答应：“明天你就带着我们去曼谷。”他们就去了曼谷那个生殖中心做了检查，对方医生给他们安排了详细的调理周期，包括打助排针等流程。9个月后，他有了孩子，请我去吃满月酒，我去了之后，当着一百桌人的面，他们夫妻抱着孩子跪在那里递了10万块钱。当时是2005年，10万块钱是什么概念！这是真的感激。

这件事促使了我从事助孕行业。我一定要把助孕这个事情做好，要为更多的有这样痛苦的家庭做好服务。

记者：据了解，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成立了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您作为所长，能否说一下研究所未来会在哪些方面着手研究，推动助孕行业的发展呢？

梁波：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成立助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首先考虑到让我当所长，因为我是在国外成立的助孕公司，可以综合国外的助孕公司相关信息，将国外对助孕公司的政策合法化和不合法化之处集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内进行信息收集，调研形成数据，建立巨大的数据库，成为有关部门立法和执法的基础。这是研究所第一步要做的。

第二步要做的是，要建议职能部门打击打着助孕幌子行骗，拿钱不做事的机构。有一个很大的案例，之前广州有助孕妈妈早产生下双胞胎，中介不管，客人不要，助孕妈妈出不了院。我想的不是这一点点问题，想的是可能会出现弃婴这样的后果，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成立研究所就是要组织一些社会人士、高学历者、教授专家等到研究所官方网站来投稿建议。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到有利于人民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有利于顺应改革开放潮流的内容，写成计策报告，报送有关职能部门作为立法的依据、管理的依据和打击的凭证。

记者：那么，请问一下你们会采取哪些技术手段和措施来保证助孕的成功概率呢？

梁波：助孕成功要分三步曲，一步曲没唱好，就会面临失败。第一步曲就包括卵子的调理。我们有些客人说，我的卵子很好。我们不要说好，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种子好了，不怕后面不好，这是第一步曲。

第二步曲就是医院的技术力量、设备。取卵、培养胚胎和移植，这就是技术。

第三步曲就是移植后的保胎措施。简单地说，打个比方，有如农村现在插秧，秧苗首先一定要培养好，秧苗好，田也要耕好，浇好水，施好肥，再插秧。插上过后，不可能不管了。它讲技术，有的人插秧，它活不了，有的人插秧，就会插一根活一根。这就是我讲的医院的技术和设备，那么，后面的保胎措施就是说，秧苗插上去后，要施肥、浇水，这就叫护理。

这三步曲唱好了，助孕的成功率就会大大地提升。

记者：以您的经验，目前有助孕需求的群体该如何选择正规的助孕机构呢？

梁波：我们国家有300多家助孕机构，但实际做事的只有几家。选择正规助孕机构，第一，要在跟机构聊天对话中了解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定机构是不是真的在做这行。第二，有些东西是可以根据自己计算来看他可不可能帮你做成功。认真做事的，像我们包成功的话，基本上是在70万元。有的人50万也在做，这可能是他减少了些步骤。胚胎出来的时候，要做基因筛查，包括洗精等，他没有花那几万块钱去做这些，他的小机构就可以多赚钱。收钱多的，又认真做事的，去做的每一步要花十几万，其实比那50万的还赚得少。

我经常跟我的客人，也就是有助孕需求的群体讲，这是一个良心道德工程。我们马虎一时，孩子会痛苦一生。所以这个问题是不能马虎的，也不能偷工减料。对于这些人群，我劝告一句，讲价要适当。你讲的便宜，可能你抱回去的孩子，两三岁都不能说话。孩子两三岁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你要怎么办呢？所以有需求的群体还是要找诚信的公司，大的医疗机构。不要看他嘴巴说得有多甜，什么都可以帮，最后出了问题，像广州一样，中介最后一走了之。这个问题具体情况，今后我们会做一些调研，向政府汇报。

记者：梁所长，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女大学生靠卖卵子买苹果手机。您对于国内国外卖卵子或精子的人群有什么看法？

梁波：首先对于卖卵子和精子去买个苹果手机我是不提倡的，女大学生多次捐卵对今后生育也有危害。在国外，捐卵是合法的，自愿捐赠一次，捐给有需求的人，献爱心是可以的。在我们中国捐卵子也是合法的，卖卵子是违法犯罪。所以我们很多生殖中心，像北京三院、上海九院，包括成都华西医院，他们都有精子库和卵子库。义务捐卵，是某一个人的卵子多，医生评估她可能只用得上两个或4个、6个，把另外多余的卵子捐给有需求的人，这是允许的。那么，针对大学生卖卵买手机，对于我来讲，作为行业人士来讲，是不提倡的。

记者：日前，人民日报刊文讨论助孕可否适当放开。作为行业内人士，您有什么看法，目前助孕市场又存在哪些有争议的现象呢？

梁波：这个问题在国内饱受争议。有很多人同意，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各有各的观点。比如，助孕妈妈跟孩子的关系不明确的这个问题。之前凤凰网有个独访，这个孩子到底是卵子精子提供者的孩子，还是助孕妈妈的孩子，就说两个人都可以去认。香港卫视提到，助孕妈妈就好比以前奶妈一样，你可以去认她做奶妈，而且在助孕方面她又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你可以不去认她。所以在我们国家相关法律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饱受争议。

那么，助孕是否放开？如果放开一定要有约束，要有管制，放而不紧就是放而则乱。你放出去，要能收回来，也就是有条不紊地放。否则，你一放全部都放乱了，市场也就乱了。

我也是做这个行业的，根据情况，我希望能规范的放开，政策上哪些人适合助孕，哪些人不适合助孕，我们要建立一个大数据库。

记者：从禁止助孕到规范助孕我们还存在着立法的缺位，您对规范助孕有什么建议呢？

梁波：说到建议，现在还没确凿的数据，我们今后会根据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写出有决策力的报告。助孕对我们中国一个人口大国来说，需求量是很大的。现在的不孕不育人群已经超过了15%。失独家庭每年在递增，从2013年开始就超过1000万，递增到现在又是多少呢？对于失独家庭而言，失独对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想再要一个孩子，可她40多岁了，卵泡还不好了，那怎么办呢？只有通过助孕这个方式。这个技术能完成她的心愿。我们是中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国家要给予这些痛苦的弱势群体、家庭一些帮助。助孕慢慢走向合法化，政府也在考虑，数据收集，需要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些数据用来立法、管理以至于约束这些助孕机构，是必须的手段。

记者：非常感谢梁所长接受中访网的采访。我们也期待您的建议能够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为助孕行业今后的规范运作提供参考。